近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浙江省文联主办的“西湖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的主题是“网络文艺的中国形象”，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表达了对生机勃勃又泥沙俱下的网络文艺的观察与思考。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五百人公民大会复审他有罪并必须处死的关口说道：以一个将死者必有的预言能力来看，未来发生的好或坏只有天知晓!这个看起来无所不包却又不真的说明什么的预言正在成为我们今天面对互联网写作的尴尬写照。唐代苦吟诗派如卢廷让、李贺、贾岛、寒山、拾得等，或者“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或者“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如果他们突然看到，由计算机技术主导的键盘写作和互联网技术助推下的网络写作动辄以数百万字起步，除了惊天般的诧异，还会作何反应?比如，会不会反思写作工具的技术升级怎样影响了写作?而看起来将人的写作潜力刺激并释放到不可思议之程度的互联网传播，又在制造自由书写的境域内怎样异化着那些拘禁于写作之中的人们。

工具影响表达

“媒介即人的延伸”，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随着伍迪·艾伦的文艺片《安妮·霍尔》而广为人知。然而这个“人的延伸”不仅适用于媒介研究，更是来源于唯物主义对于工具的普遍理解。工具，尤其是劳动工具，作为手的延伸形式，改变了生产形式，也重塑着我们的感官、智力，乃至大脑。具体到写作这一行为，则是作者使用的工具与技术或隐或显地影响了作品的各个方面。

首当其冲的是写作的产量、速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思维方式与文风。写作工具的便利与快捷彻底将用笔书写的行为改变成键盘的敲击，以及后来光标字符的输入，甚至如今正在部分实现的语音识别后的自动输入。就像尼采在1882年的年初收到一台丹麦制造的球形打字机，从而彻底挽救了他一度担心不得不因为健康恶化而彻底放弃的写作。这台最初为聋哑人发明的古怪机器，包括了52个字母(含大小写)、10个数字，以及标点符号。只要练习充分，每分钟可打出800个字符。之于尼采，则是在收到打印机的第二年年初，即1883年2月就写出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其中第一部分的完工只花了10天。仅在一年以前，尼采还因饱受头痛、呕吐、视力急剧下降等机能退化而暂停写作，球形打字机的工具辅助犹如一场及时到来的甘霖，在带给尼采肢体写作便利的同时，也刷新了他的思路和文风。

与1871年用笔写下《悲剧的诞生》不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采用箴言体写作，书中比比皆是论断式的抒情和忠告——“我要向你们列举精神的三段变化：精神怎么变为骆驼，骆驼怎样变为狮子，最后狮子怎样变成孩子。”一句话就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犹如一句诗行。尼采的朋友察觉了此中变化，去信询问“机器的力量”。尼采的回答毫无讳言，“你是对的。我们所用的写作工具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过程。”

“天赐之物”互联网

根据《浅薄》作者尼古拉斯·卡尔的观察，“天赐之物”互联网是“全能传媒”，它的出现是对打字机、计算机技术的叠加与倍增。所谓万物之灵长的人类中心观念已经迅速失效，代之而起的新感知是“我变成了机器人”。

在网络文学，或者说互联网写作中，海量存贮的文本数据和饕餮一般难以餍足的阅读需求，交相构成了双重的悖谬。一方面，是人人得以在网上写作并即时发表的自由境域，洋溢着乐观的无拘无束气息;而另一方面，写作的深度仿佛消失于一夜之间，追求短暂快感表达的写作欣悦代替了深思熟虑，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受雇于类型文本的购买与定制之后，数量上汪洋恣肆的自由表达无声息地沦陷为另一种招揽阅读的幌子。

就拿红透大江南北甚至有横扫全球之势的《后宫·甄嬛传》来说，完成150万字的篇幅用时甚短。从2005年末开篇上传伊始，到2007年9月四部完结出版，互联网在线的点击阅读格式就像催命符咒一般加速着写作者的网页更新速度。对比《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辛苦不寻常”，网络文学所享用的互联网技术便利转而走向反面，成为个体写作者的自我否定。表象上自由自在，实质则催化了写作者的异化，即依附现成文本，抄袭他者，复制自我。不再是匠心独出的艺术行为，不再是基于真实表达冲动的文学写作，而是被文化资本的大数据统计软件所计量、所订购的来料加工产品。一个不无可悲的数字增长是，2006年晋江原创网认定《甄嬛传》存在数十处涉嫌抄袭的情节、语句，而到了2017年，新晋网红《锦绣未央》则因涉嫌抄袭，受到了11名作家的联合起诉，根据控方提供的“抄袭调色盘”显示，270万字总共涉及抄袭200多本小说。

从数十处到200余本，撇去写作者的文学才能缺失与道德自律失控不谈，关于写作的新技术问题再次浮现。这已经不再是单个写作者因为“影响的焦虑”而去借鉴或者仿制某些典范作品，而是在互联网的数据平台基础上，运用文字抓取软件，直接转换生成相类似的文本。一番生吞活剥的改头换面之后，完成了巨无霸体量的网页连载，继而得到影视或网剧IP追捧的投资改编。读者的注意力投放与网络上的流量灌注接连洗白了多个拼盘之作，同时引发关于人工智能写作的关注。

谁是AI，正在写作？

互联网上的AI写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现象。在碎片化表达的技术时代里，网民的自我抒发与回应期待都变得更为理性、清醒且低廉。互联网仿佛一头怪兽，看起来破除了所有阻断交流的限制，让自由表达和无碍交流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又制造出一个个荒漠般的社交界面，隐藏在流动IP地址后的心声传达，既是真实的，又是空洞的。对于这种热切追索却根本不知道何处可以为终极的心声，24小时在线的AI秒回或许真的是唯一适当的匹配。翻阅文艺青年聚集的豆瓣站点，几个著名的后台ID总是在一成不变的程序设定下，无所不能地回复着上天入地的各类稀奇古怪问题。还有手机应用里的各种写作APP，输入物名，就有宛若唐诗宋词般的一首作品飞速滚动在屏幕上。输入你的爱人姓名，就可以得到一首爱意满满的藏头诗。其实，输入你的仇家姓名，结果也一样。

AI写作的前身并不光彩，美国的一些计算机研究人员早已尝试用“论文生成器”来随机生成文章，并以通过机器筛检和人工审查为荣，在获得版面发表之后又自我揭穿文章本身的“非人”写作属性。用智能写作技术的骄矜尽情嘲讽了被各种目的蒙蔽了判断力的所谓专业人士。此时，技术写作的自动性和便利性反而变成覆盖明镜的尘埃，正在消磨人于写作中独有的性灵和新创。如果处身其中的我们再不及时反省和改正，原本有助于自由表达的各种技术就有可能在反向上加速运行，成为异化写作行为的工具手段，并让写作本身再无超越性的生命价值可言。(杨俊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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