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极端天气灾害频发的背景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次会议（COP29）11月11日－22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世界198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本次COP29的首要目标是就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达成协议。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表示，清洁能源革命已经到来，各国政府必须确保转型公平且足够快，以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之内。2025年2月到期的新国家自主贡献（NDC）必须包括到2030年将全球化石燃料产量和消费量削减30％的计划。“你听到的声音是时钟的滴答声。我们正处于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的最后倒计时，时间不在我们这边”，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富人造成了问题，穷人付出了最高的代价。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在一个半小时内排放的碳比普通人一生排放的碳还要多”。

联合国气候变化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Simon　Stiell）指出，到　2024　年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将达到2万亿美元，几乎是化石燃料的两倍。向清洁能源的转变不会停止。秘书处将继续充当缔约方的坚定引领者，确保所有国家和人民共享其巨大利益。许多国家需要在气候融资方面实现“巨大飞跃”，以便能够在明年提交强有力的新气候行动计划。各国政府必须在今年的COP29上就“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气候融资新目标”达成一致。

阿塞拜疆COP29主席穆赫塔尔·巴巴耶夫（Mukhtar　Babayev）表示，全球正“走向毁灭之路”，此次峰会是“检验”全球气候目标的关键。“我们已经在COP29的框架内讨论损失和损害基金。阿塞拜疆将利用一切机会实现目标，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道义责任。让我们在COP29的框架内团结起来，共创绿色世界。”作为石油资源丰富的里海国家，阿塞拜疆面临化石燃料转型的压力。该国承诺将逐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2023年，阿塞拜疆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占其经济的35％，而两年前这一比例高达50％。政府计划到2028年这一比例进一步降至22％。

阿塞拜疆能源部部长帕尔维兹·沙赫巴佐夫（Parviz　Shahbazov）表示，COP29主席国正在就新气候融资、国家自主贡献（NDC）、国家适应计划（NAP）和两年期透明度报告等重要问题采取建设性行动和倡议，以实现公平的气候成果。在巴库达成的最终协议是开启后巴黎协定时代的历史性机遇，阿塞拜疆将尽一切努力推进全球气候议程。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表示，到2035年，土耳其将把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从31，000兆瓦增加到120，000兆瓦。零废物项目为土耳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增添了力量，自该项目开始以来，土耳其已经减少了590万吨温室气体排放。该项目旨在打造全球循环经济模式，目标是到2035年回收60％的可回收垃圾。埃尔多安还透露，土耳其宣布候选主办202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31次缔约方会议，并感谢支持土耳其申办的国家。

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谢尔登·怀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提出，美国大部分地区仍然致力于引导地球远离气候灾难。“打击甲烷泄漏、经济脱碳和应对海平面上升已明确列入我的COP29议程；我们不会放弃气候行动，不会放弃打击即将在华盛顿掌权的化石燃料利益相关方的斗争。”参议员埃德·马基（Ed　Markey）强调，即使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领导下，即使特朗普准备好让美国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追究大型石油公司的责任。

来自美国的生物多样性中心高级气候活动家本·戈洛夫（Ben　Goloff）指出，在特朗普上任之前，拜登政府需要利用接下来的两个月建立保护堡垒并确保他们的气候遗产。拜登总统必须兑现去年达成的摆脱化石燃料的协议，并迅速采取行动填补所有联邦司法职位空缺，作为抵御特朗普狂暴法律攻击的一道防线。

来自中国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杂志社副理事长李思（Shaosi　Li）表示，通过生物土壤结皮固沙、光伏治沙等创新方法，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如今北疆绿色长城绵延4400多公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同时积极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通过卫星遥感技术观测和收集土地、气候等数据，并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为非洲各国提供科学的荒漠化治理方案。

来自哥斯达黎加的非政府组织La　Ruta　del　Clima的主任阿德里安·马丁内斯·布兰科（Adrián　Martinez　Blanco）表示，希望追究环境破坏者的责任：“他们为了从化石燃料中获利而试图拖延解决问题，然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保护人类和自然的利益。人们不再需要言语。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他们需要具体、及时的解决方案，但他们还没有看到。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点。现在是责任、正义的时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

来自南苏丹的非政府组织Roots　of　Generation　创始人格蕾丝·多隆（Grace　Dorong）说：“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建设自己想要的生活，由于气候变化，斗争变得越来越艰难，需要迫切需要为流离失所者提供快速、方便和社区驱动的支持，因为他们经常面临多次流离失所和关键援助延误的情况”。她主张采用混合融资和当地社区参与的方法，以确保资源有效地到达受影响人群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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