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英中高级中学 夏奕辰)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家庭和性别观念正在被重塑和改造。近年在来媒体和公众讨论的助推下，传统意义上“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存在的差异和问题正在被逐渐放在聚光灯下，成为被讨论的对象。根据联合国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每天会产生约164亿小时的无偿照料工作，而76.2% 都由女性承担，平均是男性承担照料劳动的3.2倍。根据201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在中国，女性每天在无偿照料工作上花费的时间约是男性的2.5倍。

但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和家庭因为发展程度、受教育水平、经济条件等的差异，家庭无偿照料中的性别差异，这一问题的具体体现又千差万别。

丽南22岁就和现在的老公结婚了，并在河南一座小县城共同抚养着一个孩子。高中毕业后，她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结婚后更是当起了全职妈妈。家里的经济收入全部来自于老公一个人，她也因此更多承担家里家务劳动和照顾小孩的责任。直观来看，她的故事很典型地显现了无偿照料中性别分工差异的问题，但是像“性别平等”这个“时髦”的话题却离她的生活很遥远，现状也更不会成为她的困扰，在她生活的小县城里，她已经内化了这一套社会规范，认为自己没有工作就应该更多承担无偿照料劳动。

改变问题的前提是发现问题，在家庭无偿照料的性别分工差异问题上，居住在城市中的女性更敏感，也更容易保护自己。小亭在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她的老公是机场地勤，她的收入要比老公高至少50%。两个人在家庭分工中，因为“老公没有耐心”，她更多承担了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的工作。即使有的时候会存在加班的情况，她也在尽力协调工作和家庭。但这种“爱的负担”并没有成为她的困扰，因为他的老公和老公的父母都会在经济上对她进行额外补偿，这也让她觉得自己这份“额外”的付出有所回报。

在所有采访对象中，王妲和她爱人在家庭无偿照料上的分工是最接近理想状态的一种。王妲今年35岁，研究生毕业后在武汉一所公立初中当化学老师，今年已经有8年教龄了。她和爱人一起抚养2个小孩，在家庭分工上，他的老公主要承担孩子教育辅导的角色，而她会更多完成家务劳动相关的部分。他很认同社会上对性别平等话题的讨论，也了解到男性和女性在无偿照料上的分工差异。从她自身经历出发，她认为避免“爱的负担”的背后非常重要的是男女双方的理解和支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理家庭分工。在对整体层面问题解决上，她希望能够加大社会倡导力度，同时完善法律法规来推动无偿照料活动中的性别平等。

从上面三个故事中不难发现，小亭和王妲作为无偿照料性别差异问题的“正面案例”，相比于丽南的故事，都具有两个共性，分别体现在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上：她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有着和伴侣相当甚至更高的经济收入，也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对自己的角色更谨慎、理性，掌握更多主动性。

已经有大量研究和事实证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收入越多，性别平等问题被减缓的概率越大。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当女性受教育机会增加时，她们更有可能成长为社区领导、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并做出和自己健康和福祉相关的深思熟虑的决定。当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后，她们就有越大的概率开启一份全职的工作，并因此获得经济收入，在家庭中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这些都是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根本所在。

中国通过过去多年的努力，已经在提高女性教育和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性别差距已经基本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女生为7367万人，比2020年增加81.7万人;占在校生的比重为46.6%。2021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3.2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1%。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女性为6852万人，占比为40.3%。尽管如此，我们目前距离真正实现性别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城镇就业女性的平均薪酬为6847元，同比回落2.1%，是男性平均低至少四分之一，中国城镇就业群体平均薪资的性别差异甚至还呈现扩大趋势。

要想真正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多方的努力，更少不了每个人、每个家庭性别意识的提升。性别平等不只和女性有关，更与男性有关，它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为了下一代，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平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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