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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关于机器是否取代人类劳动、价值创造主体是否转移的争论不断涌现。这些争论不仅关乎技术伦理与未来社会的形态，更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性提出了深刻拷问。回溯历史，从蒸汽机到电力革命，每一次生产工具的革新都伴随着对劳动本质的重新审视。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能的延伸产物，其引发的劳动形态嬗变与价值创造逻辑的争议，恰恰为深化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新的理论切入点。
劳动形态的数字化重构与价值创造逻辑
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生产系统，使得传统流水线上可见的体力劳动逐渐被算法操控的机械臂取代，脑力劳动则演变为数据训练与模型调试的抽象过程。这种转变导致劳动的外在形式发生“去肉身化”的异化：工人不再直接操作生产工具，而是通过编程指令间接参与价值创造。但马克思早已指出，机器的本质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其价值转移过程并不改变劳动作为价值唯一源泉的本质。即便在深度学习模型自主优化参数的场景中，训练数据集的标注、算法架构的设计仍凝结着人类抽象劳动的时间投入，这些隐性劳动通过技术物化转化为商品价值。
非物质劳动在智能时代的扩张，表现为数据标注、内容审核等新型雇佣关系的出现。这类劳动虽不具备传统制造业的实体形态，但其重复性、碎片化特征依然符合剩余价值剥削的基本模型。资本通过平台算法将劳动过程分解为微任务，以按件计酬的方式掩盖实际劳动时间的延长，这正是相对剩余价值剥削在数字空间的变体。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批量生产文本、图像时，表面上消解了创作活动的独特性，实则将人类前期海量的创意劳动以数据形式沉淀，再通过算法重组实现价值增殖。
资本逻辑与技术异化的深层纠缠
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化应用，加剧了劳动主体性的消解危机。智能监控系统通过生物识别与行为分析，将劳动者的生理节律、情绪波动转化为可量化的生产效率指标。这种“数字化泰勒制”不仅强化了劳动过程的控制精度，更通过预测算法提前规训劳动者的行为模式，形成福柯笔下的“自我监视”机制。当自动驾驶系统替代司机、聊天机器人取代客服时，技术替代的焦虑实质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历史必然——不变资本比重增加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这正是马克思揭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智能时代的显现。
技术垄断催生的新型剥削形态，体现在数据产权的模糊性上。用户在网络平台的浏览轨迹、社交互动等数字劳动成果，被无偿转化为训练人工智能的原料。这种“产消合一”模式下，每个人都成为数据生产链上的零工，却未获得相应的价值分配。马克思关于“工人被剥夺生产资料”的论断在此得到延伸：当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时，劳动者对自己数字痕迹的失控构成了更深层的异化。智能推荐算法根据用户画像精准推送广告，实质是将人的注意力资源商品化，完成“闲暇时间-注意力-资本增殖”的价值转化链条。
劳动解放的辩证可能与理论创新空间
智能技术的发展悖论在于，它既可能成为劳动解放的工具，也可能沦为资本扩张的帮凶。自动化的终极目标本应是将人类从机械重复的劳动中解放，但在私有制框架下却演变为结构性失业的威胁。这种困境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见：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必然导致“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双向运动”。当3D打印技术理论上可以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时，知识产权壁垒却将其限制在奢侈品生产领域，暴露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度性束缚。
劳动价值论的当代阐释需要突破实体生产的范畴。在开源软件社区，开发者通过协同劳动创造公共数字产品，这种非商品化劳动虽未直接创造交换价值，却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推动社会总生产力的进步。这提示我们，价值创造的评价维度应从市场交换拓展至使用价值的社会效益。脑机接口技术模糊了劳动与休闲的界限，当神经信号可以直接操控生产设备时，“劳动”概念本身需要重新定义。这些技术奇点要求我们在坚持活劳动核心地位的同时，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的价值分析框架。
站在技术革命与理论传承的交汇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时代生命力正体现在其方法论意义上。它要求我们穿透人工智能的技术表象，洞察其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当算法日益复杂、机器愈发智能时，唯有坚守“劳动创造人本身”的哲学立场，才能在技术狂潮中锚定人类的主体性坐标。未来的理论创新，既需要从具体劳动形态的变迁中提炼新范畴，更需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背景下，构建符合数字文明特征的价值分析范式。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人类在智能文明阶段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准备。（陈奕陶 郝钰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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