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8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为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的主线,光伏、汽车等多个行业掀起“反内卷”浪潮。在这场关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变革中,地方政府行为的规范与否,成为破局的关键。知名经济学家杜帅深入剖析指出,“内卷”的根源并非产业或企业自身,而在于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的不当干预,唯有约束其选择性产业政策,才能让市场回归良性竞争轨道。
地方政府干预:“内卷”的重要推手
杜帅认为,当前“内卷式”竞争的核心症结,在于地方政府对产业和企业的过度微观干预。“内卷的本质是市场供需失衡,而地方政府的各类补贴、产业基金,正是加剧这种失衡的关键力量。”他进一步解释,当地方政府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介入市场时,往往会诱导大量企业涌入同一领域,迅速推高同质化产能,压缩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取合理利润的周期。
以光伏、新能源汽车等行业为例,各地政府为抢占产业风口,纷纷祭出补贴、土地优惠、股权投资等“组合拳”。这种模式下,企业不再是基于市场需求决策的创新主体,而沦为地方政府扩张产能的执行者。杜帅提到,某长三角工业机器人企业的遭遇颇具代表性:企业在地方政府资金、厂房支持下投产后,周边市县因同类扶持政策突然涌现大批竞争者,最终陷入降价促销的恶性竞争,连创新企业也难逃“内卷”泥潭。
更值得警惕的是,地方政府的干预手段正变得更为隐蔽。杜帅观察到,产业政策逐渐“躲”在市场化金融工具背后,地方产业基金作为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往往要求资金“返投”指定领域,形成“在规定地点完成规定规模”的刚性约束。这种模式下,企业家丧失了自主决策空间,市场本应有的试错机制和创新活力被严重压制。
名义GDP信号:企业生存的“晴雨表”
谈及上半年经济表现,杜帅指出,虽然GDP实际增速保持亮眼,但名义GDP增速的边际放缓需高度关注。二季度名义GDP增速回落至3.9%,GDP平减指数为-1.3%,这种“实际增速正、平减指数负”的组合,对企业经营、政府税收和家庭财富均产生深远影响。
“企业以名义值入账,即便销量增长,若物价下降,现金回收可能不增反降,财务状况难以改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与名义收入直接挂钩,也会因此承压。”杜帅强调,名义GDP增速反映的是市场总需求对经济主体现金流的实际影响,忽视这一指标,可能误判企业真实经营状态和经济内生动力。
在他看来,当前总需求管理需更注重价格信号的修复。短期可通过扩大“以旧换新”范围、发放准现金券等方式提振消费,向居民部门注入有效购买力,缓解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压力。但从根本上,仍需避免重蹈日本“仅靠需求刺激而忽视供给侧改革”的覆辙——20世纪80年代日本“前川报告”虽提出扩大内需,却因未提升供给效率,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并导致破灭。
供给侧改革:破解需求不足的治本之策
“总需求不足的根源,实则在供给侧。”杜帅提出这一观点时,直指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构性问题。他解释,发展中经济体常依赖“后发优势”,通过扩大资本积累实现增长,这必然导致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上升,劳动份额下降,最终引发需求不足——日韩等东亚国家在经济追赶后期的经历,正是这一规律的印证。
要打破这一循环,杜帅认为需双管齐下:一方面完善二次分配,提高劳动者收入;更重要的是转变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更依赖人力资本,能提升劳动对GDP增长的贡献,从根本上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但现实是,中国产业升级仍集中在组件集成、总装等依赖设备资本的环节,元器件创新和基础技术开发的原始创新存在明显短板。杜帅指出,这与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密切相关:当资本快速扩张的路径被政策反复强化,企业自然缺乏投入原始创新的动力,最终陷入“低利润—低创新—更内卷”的恶性循环。
规范政府行为:从“选产业”到“造环境”
如何破解地方政府干预的困局?杜帅提出,核心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角色转型:从“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制定者”转变为“营商环境的塑造者”。
他认为,财税体制改革是关键抓手。“若地方财政收入以物业税为主,将激励政府专注于改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非盲目扩张产能。”这种激励机制的转变,能引导地方经济走向差异化发展,避免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数据显示,长三角城市曾出现2位码产业同构率超90%、4位码超75%的现象,如今新能源等产业再度显现类似趋势,背后正是财税激励与政绩观的双重驱动。
同时,需建立法治化约束机制。杜帅建议,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对各地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全面审核,废止无上位法依据的“自我赋权”。“法治的第一要义是约束政府行为,未经依法授权的‘有为’,本质上就是乱为。”
对于行业自发的“反内卷”尝试,杜帅提醒需警惕走向另一个极端。无论是行业协会牵头的“产能联盟”,还是头部企业的“托拉斯式”产能收购,本质上都是垄断行为,会破坏市场竞争机制。“美国历史上的反托拉斯立法早已证明,只有维护公平竞争,才能保住创新的火种。”
结语:让市场回归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
杜帅最后强调,“反内卷”不是否定竞争,而是要清除扭曲竞争的行政干预。地方政府退出微观干预,并非放弃对经济的引导,而是要通过财税改革、法治建设,创造让熊彼特式创新企业家脱颖而出的环境。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摆脱“内卷”困局,真正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具竞争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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