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生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在全球化与气候危机交织的背景下呈现出多维演进。这一进程不仅体现为理论话语的深层重构，也展现为实践形态的制度化扩张。在理论层面上，关于生态帝国主义的研究从生态扩张的生物中心主义叙事转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批判范式，将环境问题锚定于资本积累的全球空间修复逻辑。生态不平等，作为生态帝国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实现了跨学科融合和实证方法新发展的重要突破，深刻揭示了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垄断与规则控制实现的隐性支配。这种理论演进使生态帝国主义从边缘议题跃升为理解当代全球秩序的关键棱镜。在实践层面上，生态帝国主义的霸权渗透呈现三维制度化形态：资源掠夺与污染转移的合法化、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武器化以及生态技术的系统性封锁。基于此，笔者试图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对生态帝国主义新发展的反制策略，这些策略旨在实现发展中国家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共治者”的角色转型，为全球生态文明转型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制度方案与政策启示。以下是从四个维度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生态帝国主义的霸权缝隙中开辟自主发展道路。

第一，发展中国家需要构建自主生态治理体系。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动态碳排放权分配机制与资源主权法制化的双轨路径，系统性解构生态帝国主义的规则霸权。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历史碳债务豁免”陷阱，推动碳排放权分配与人均累积排放量、发展阶段需求双指标挂钩，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构全球碳预算框架。此外，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同步推进区域碳市场机制革新，以碳汇生态贡献与发展补偿需求的复合计量模型替代单边碳关税，瓦解发达国家将气候规则武器化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资源主权上则需要通过三重法律建构实现对生态帝国主义的反制。其一是将矿产资源国有化立法确立国家对战略资源的永久主权，阻断跨国资本特许权攫取。其二是跨境污染追责机制援引国际环境公约追究历史生态债务，进而逆转污染转移链条。其三是数字主权体系需依托生态大数据监控网络，以实现对资源流通与污染扩散的精准规制权。这一体系的本质是将全球生态治理从“规则接受”转向“秩序共创”，为发展中国家挣脱生态殖民枷锁提供制度性支点。

第二，发展中国家亟需构建技术主权并实现绿色工业化的跃升。发展中国家突破生态帝国主义技术垄断的核心路径在于构建以技术主权为基石、绿色工业化为载体的自主创新体系。这一体系通过双向突破机制实现生态治理权争夺。一方面，在技术维度上，以前沿领域（如光伏、储能）的专利壁垒破解为切入点，通过基础研究投入与反向工程能力建设，将传统“技术追赶”转化为“标准定义权争夺”，打破西方专利丛林对绿色技术扩散的封锁。另一方面，在产业链维度上，发展中国家则需要从资源依附型的初级加工转向高附加值的终端品为主导，同步实施标准输出战略，将本土环保认证体系（如稀土治理、碳足迹核算）转化为国际准入门槛，逆转技术认证的单向依附关系，进而推动本国价值链地位的跃迁。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实现能源结构转型，使绿色工业化摆脱传统化石能源锁定效应，最终形成“技术突破—标准主导—能源独立”的三角反制范式，为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从“规则接受”向“秩序共创”转型提供物质基础。

第三，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构资源主权与循环经济体系。首先，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构资源主权就需要构建闭环式的物质代谢体系，通过价值链升级与熵值转化技术的双重突破来逆转生态帝国主义的剥夺逻辑。此外，发展中国家在资源控制上需要实施关键矿产本土化精炼战略，强制外资企业在资源产地完成高附加值加工，打破“原料出口-制成品进口”的殖民性分工，并且同步运用出口禁令等产业政策工具，倒逼产业链在本土集聚，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工业竞争力基础。其次，在循环经济维度，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发展污染转移的逆向转化技术：一方面通过放射性与重金属废弃物的资源化重构，将环境治理成本转化为新能源供给收益；另一方面建立跨境废弃物再资源化体系，将发达国家电子垃圾等污染输出转化为战略金属储备来源。这一体系本质是以代谢断裂修复为核心，通过破除资源诅咒的依附性、阻断污染转移的单向性、重建生态价值的自主性，最终在“资源主权—循环技术—产业生态”的协同演进中，为全球南方国家锻造抵御生态殖民的韧性根基。

第四，发展中国家需要团结起来，重塑全球治理话语权。发展中国家重塑全球生态治理话语权的核心路径在于构建双轨赋权机制：通过气候金融工具的创新以消除传统融资霸权，同时加强南方国家集体议价的能力建设，逆转规则制定权的失衡困境。在金融层面上，发展中国家要创设新型多边气候基金并加入技术主权条款，将绿色资本流动从技术的依附工具转化为产业跃迁的杠杆，打破发达国家“融资—技术捆绑”的隐性控制模式。在政治层面上，发展中国家则要建立跨区域责任追究联盟，推动“损失损害基金”覆盖历史污染转移责任，将废弃物倾倒等生态殖民行为纳入强制赔偿范畴，倒逼国际环境法原则从“共同责任”向“差异债务”演进。这一体系以集体议价权制度化为枢纽，通过统一谈判机制来进行征收生态补偿溢价，迫使发达国家为历史碳债务与资源掠夺支付偿付成本。其本质是重构全球环境规则，将葛兰西所描述的“道德霸权”从北方国家移转至全球南方，最终实现生态治理从“霸权规训”向“平等协进”的范式革命。

当代西方学界对生态帝国主义的研究虽然实现了从生物扩张论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向，但是却陷入解构亢进与建构乏力的认识论悖论之中。首先，西方研究过度聚焦于生态帝国主义剥削机制的解剖，却未能提出生态价值转译的替代性方案。关于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研究仍停留在揭露资本逻辑的普世化暴力上，而没能提出南方国家资源主权的价值重估模型。其次，主流研究仍沿用沃勒斯坦“中心—边缘”的静态二分法，将发展中国家简化为被动承受者。这种理论傲慢导致西方学界陷入自我指涉的批判循环：他们一方面谴责跨国公司控制全球73%的清洁技术专利构成生态锁定，另一方面，对南方国家援引专利强制许可条款所蕴含的伦理辩护保持缄默，甚至直接否定，这种选择性态度恰恰折射出殖民时代“知识即私产”的认知框架在当代语境下的隐秘延续。最后，当前研究在政策建构维度上仍然停留在道德倡议层面。这种批判与建构的断裂使生态帝国主义理论沦为学术场域的智力游戏，导致理论未能转化为保护脆弱共同体的制度盾牌。

中国作为全球生态链的“枢纽”这一角色凸显了半边缘国家在生态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复杂性——既遭受中心国家的生态剥削，又通过产业转移与资源流动影响全球的生态格局。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核心发展理念，以“双碳”目标推动绿色转型、以区域协调发展破解生态失衡，为打破生态帝国主义的固化格局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实践路径。唯有超越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走向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制度根源上终结这种不平等，构建真正可持续的全球生态秩序。

作者：张宇捷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中研究生科研创新平台项目“21世纪生态帝国主义的最新发展研究”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255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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