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罗马遗址上守望伦敦之魂

——专访伦敦市政厅美术馆馆长伊丽莎白·斯科特

伦敦市政厅美术馆（Guildhall Art Gallery）是伦敦金融城官方艺术收藏的所在地，以卓越的维多利亚时代画作收藏、伦敦历史题材作品及地下完好保存的古罗马角斗场遗址而闻名。馆藏自1670年以来的四千余件艺术品，镇馆之宝为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的巨幅油画《直布罗陀浮动炮台的溃败》。1999年重建的现存建筑最独特之处，在于将顶级艺术画廊与两千年前的古罗马遗迹"垂直叠加"，这一设计在全球范围内极具稀缺性。

伊丽莎白·斯科特现任馆长兼首席策展人，同时负责监督美术馆地下伦敦唯一幸存的古罗马角斗场的运营与展示。她以推动机构变革和重塑历史叙事著称，曾荣获英国博物馆协会颁发的"激进变革者奖"。近日，盛鑫煜艺术创始人张鸿宾对话斯科特女士，就馆藏的文化基因、策展方法论、多元叙事及城市与艺术的深层关联展开了深入对谈。

图1：伦敦市政厅美术馆现任馆长兼首席策展人伊丽莎白·斯科特

从考古学到馆长：跨学科视野与领导力蜕变

张鸿宾： 您在2020年编著了《市政厅美术馆馆长精选》一书。能否分享，您最初如何进入博物馆领域？从考古学背景转向博物馆管理，这种跨学科训练如何塑造了您看待收藏的视角？

斯科特： 学习考古学教会我仔细观察物质文化，理解物件不仅仅是它们自身，而是人类生活、信仰和社会的证据。考古学从根本上关注人——通过碎片拼接故事，追问语境、出处和意义。无论是一件罗马文物还是一幅当代绘画，我都对物件所揭示的人类故事感兴趣。在伦敦交通博物馆工作时，我不仅是在诠释交通史，更是在探索藏品中蕴含的社会、文化和设计历史。撰写《Director's Choice》时，我不想简单制作一本"最杰出作品"的目录，而是希望创造一本更具个人色彩的书籍，鼓励读者更仔细地观看熟悉的作品，发现较不知名的藏品。我的跨学科背景帮助我超越了传统的艺术史叙事——我始终不仅在问"这是一件什么物件？"，更在问"它为什么重要？它讲述了谁的故事？"

图2：著名国际艺术经纪人、盛鑫煜艺术机构创始人张鸿宾

张鸿宾： 在担任馆长之前，您已在多家机构积累了策展与管理经验。是否有一个具体时刻让您意识到自己已从"项目执行者"转变为"机构领导者"？

斯科特： 这并非某个单一的决定性时刻，而是一种逐渐的领悟。在伦敦交通博物馆担任首席策展人期间，我不再仅仅负责自己的项目，而是要领导一个由各专业领域策展人组成的团队，并帮助塑造博物馆更广泛的战略方向。作为馆长，我需要平衡更广泛的责任：引领战略方向、管理人员和资源、与民选议员及高级官员合作、监督预算、筹款，并确保画廊与日益多元化的观众保持相关性。这一转变中最大的挑战是学会放手——信任他人、有效授权，认识到我的角色不再是亲自完成每一项成果，而是支持和赋能有才华的同事。我将领导力视为一种管理与守护：确立清晰的愿景、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为他人创造成功的机会。

图3：伦敦市政厅美术馆外景

拓宽而非重写：多元身份与包容性策展

张鸿宾： 作为一位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女性美术馆负责人，您如何看待身份认同在文化机构领导层中的作用？这种身份自觉是否为您处理馆藏中的代表性议题提供了不同的敏感角度？

斯科特： 我的多元文化背景让我自然而然地对不同视角保持好奇，也让我意识到很少存在单一的叙事或诠释。我并非着眼于重写历史，而是希望拓宽历史——追问哪些声音已经呈现、哪些可能缺失。"揭示城市过往"项目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方法。该项目重新诠释了两座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有密切联系的雕像——威廉·贝克福德和约翰·卡斯爵士。我领导这个项目时重点采用协商式方法，与跨代际小组、无障碍小组以及主要来自加勒比裔的贡献者团队合作。社区的声音是该项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黑人的多种声音首次在Guildhall被永久性地置于重要位置。我的背景让我对身份与归属的问题更为敏感，但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强化了好奇心、同理心和倾听的重要性。

张鸿宾： 伦敦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超过300种语言在这里使用。您如何确保展览和公共项目真正触及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包容性"究竟是一种程序正义，还是需要被内置于策展基因中的方法论？

斯科特： 对我而言，包容性不是一个结果或一项待勾选的清单，而是一种工作方式。真正的包容始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在讲述谁的故事？哪些声音在塑造这些故事？又有哪些人可能被排除在对话之外？我一直努力将这种方法融入策展实践，无论是委托艺术家创作、入藏反映伦敦多元社区的作品，还是与社区合作共同创作诠释内容，目标始终是让人们参与塑造博物馆的体验，而非仅仅将体验呈现给他们。包容性并非独立于策展卓越性之外——它正是策展卓越性的根本所在。当多元视角从一开始就被融入其中时，展览就会变得更加丰富、更具相关性，并最终对所有观众都更有意义。

图4：伦敦市政厅美术馆内景

叙事驱动与尺度叙事：策展方法论的系统呈现

张鸿宾： 您亲自策展了"大都市：宏大笔触下的伦敦"展览。能否以这个展览为例，系统分享您的策展方法论？大尺度城市绘画对展厅空间提出了哪些特殊挑战？

斯科特： 这个展览探索的是"尺度、城市与艺术视野"之间的关系。大尺幅绘画具有独特的沉浸式观赏效果，我希望观众能感受到伦敦的活力、雄心和持续不断的演变。每当策划展览，我都会先问自己：观众离开时会带走怎样的故事？选品是由叙事驱动的，而非简单挑选最著名的作品。每幅画都需要为整体故事贡献独特内容，同时与相邻作品形成视觉对话。大尺幅绘画本身变成了建筑元素——它们不仅是挂在墙上，而是塑造了周围的空间，影响着视线、通行动线、灯光甚至画廊内的情感氛围。其中一件作品需要六名技术人员共同搬运。我始终思考观众在展览中的情感旅程，希望人们离开时不仅仅学到新知识，更能获得难忘的体验。

张鸿宾： 馆藏涵盖17世纪肖像画、拉斐尔前派杰作以及科普利的巨幅战争画。这些作品诞生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您如何激活它们的当代意义？打破"博物馆疲劳"的关键是什么？

斯科特： 我从未将历史作品视为静止的历史物件，而是将它们视为过去与现在之间持续对话的积极参与者。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对普世人类经验的回应——身份、权力、冲突、雄心、爱、失落或归属。这些主题至今依然具有惊人的相关性。关于"博物馆疲劳"，我认为不能仅靠叙事来解决，也不能仅靠改变观赏语境来解决，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引人入胜的叙事能让观众有理由更仔细地观看，而物理与智力语境则塑造了他们体验作品的方式。博物馆应该是发现的场所，而非被动消费之地。当藏品成为激发好奇、对话与连接的催化剂时，它们才最具力量。

图5：伦敦市政厅美术馆馆藏作品

古今共存的建筑剧场：遗址空间与当代摩擦

张鸿宾： 美术馆下方保存着伦敦古罗马角斗场遗迹，这在全球美术馆中极为独特。这一"地下层"的历史纵深是否改变了您对展览动线和空间叙事逻辑的设计？

斯科特： 罗马圆形竞技场促使我不仅从时间顺序上思考，也从垂直维度上思考。观众会实实在在地走下画廊，来到伦敦最引人注目的考古遗址之一，在途中也会接触到反映这座城市后期艺术与文化历史的藏品。这种在建筑中的物理移动，变成了一种穿越时间的隐喻之旅。展览《Jock McFadyen with Jem Finer: Underground (and Surface)》中，开幕展厅展示受伦敦地铁启发的作品，我们特意将其设计得较为昏暗且封闭，营造出与在地铁隧道中穿行呼应的压迫感。当观众进入第二个展厅时，空间豁然开朗，充满光线，陈列着描绘伦敦地上广阔城市景观的作品。在遗产保护、展览呈现与观众体验之间取得平衡始终是谨慎的过程。考古遗址的保护必须放在首位，但仅有保护是不够的。我们利用诠释、灯光和深思熟虑的空间设计，在不压倒遗址本身的前提下揭示其重要意义。

张鸿宾： 在承载维多利亚时代建筑记忆和古罗马历史的空间中展示当代艺术，必然产生有趣的对话或张力。您是否经历过当代艺术作品与历史空间产生特别强烈共鸣的案例？

斯科特： 最有价值的时刻往往出现在存在一定程度创意张力的时候——如果处理得当，这种"摩擦"就成为机会而非挑战。我特别想提到为画廊委托的第一件作品——Liz Johnson Artur的摄影装置《Top Shelf》。受画廊维多利亚时期藏品启发，Johnson Artur选择以橱窗式装裱和框架将二十张照片组合成单一装置，创造了对19世纪沙龙式悬挂方式的当代诠释。通过采用传统上与维多利亚绘画相关的视觉语言，并将其填满当代黑人伦敦人的肖像，这件作品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创造了强有力的对话，邀请观众思考博物馆如何构建叙事，以及历史上哪些人的生活曾在画廊墙壁上被颂扬。当代作品应该向藏品提出新的问题，邀请观众重新思考自以为已经了解的东西。往往正是在历史交叠、视角不同、预期被温和挑战的那些节点，观众才能体验到最有意义的发现时刻。

图6：伦敦市政厅美术馆内景

为后世收藏此刻："足够伦敦"的收藏标准

张鸿宾： 馆藏的核心定位是"与伦敦相关"。在当代艺术实践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聚焦伦敦的策略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您如何判断一件当代作品是否"足够伦敦"？

斯科特： "与伦敦相关"远不止于地理范畴。我更关注作品是否捕捉到了关于这座城市身份、社区、文化生活，或那些将伦敦视为家园的人们经历的某种有意义的东西。Prem Sahib的《Chariots Right Lion I》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方法——该作品反映了伦敦的LGBTQIA+社区，同时触及了首都不断变化的物质与社会景观，记录了消失中的酷儿空间以及城市重建对社区和文化身份的影响。收藏标准的目的始终是收藏有助于讲述伦敦故事的作品，但在诠释上不断演进。每一代人都会对过去提出不同的问题，并为当下贡献新的经验。以伦敦为中心的定位非但没有限制藏品，反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智力框架，让极其多样化的艺术声音能够共存。

张鸿宾： 在脱欧后的伦敦、后疫情时代的伦敦，城市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美术馆应如何记录和回应这些尚未完全成为"历史"的当代变迁？

斯科特： 博物馆不应该等待历史尘埃落定之后才作出回应。我们今天入藏的作品，将成为明天的历史记录。画廊不应直接收藏事件本身，而应收藏那些捕捉变化中人们真实感受的作品。费尔哈·法鲁基的《嘉年华游行》是在英国脱欧公投后不久绘制的，描绘了新年热闹嘉年华。然而在丰富色彩和节日氛围之下，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叙事——狂欢人群中有人高举圣乔治旗和英国国旗，而游行队伍下方的地面正在断裂、分开，人们跌入不断扩大的裂缝之中。这幅画并非对脱欧的直白评论，而是捕捉了那个时期出现的不确定性、分裂和相互竞争的身份认同。它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事件，更是这座城市在经历深刻社会和政治变革时的氛围与情感。

图7：伦敦市政厅美术馆馆藏作品

数字赋能与东西方之鉴

张鸿宾： 您曾参观首尔多家公立与私立博物馆。这次东方博物馆之旅是否让您注意到了与西方策展传统形成对比的叙事方式？

斯科特： 许多韩国博物馆非常自信地拥抱科技和沉浸式诠释方式，它们并非将科技作为目的本身，而是作为丰富观众对藏品理解的手段。我观察到的最大差异是哲学层面的——英国博物馆越来越注重鼓励辩论、多元视角以及对藏品的批判性重新诠释，而许多韩国博物馆似乎更强调创造连贯的叙事，以培养对文化身份和国家遗产的共同理解。这两种方法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它们反映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语境。最有价值的是认识到每种传统都能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英国博物馆可以继续探索创新科技和空间叙事以加深参与度，同时保留批判性探究和多元视角。无论身处何地，最优秀的博物馆都是那些将学术严谨性与想象力相结合，并能在人们、藏品与地方之间创造有意义连接的机构。

张鸿宾： 疫情以来全球美术馆加速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是实体体验的补充与延伸，还是潜在的替代？

斯科特： 疫情无疑加速了博物馆行业的数字创新，但也强化了亲身观赏原作的持久价值。在市政厅美术馆，我们在数字技术能够真正提升可及性和参与度的地方积极采用，包括制作与展览配套的数字内容、举办在线活动，以及开发无障碍在线资源。我将数字技术视为对画廊体验的补充，而非替代。它可以消除障碍、扩大受众范围并丰富诠释内容，但无法复制站在原作面前或漫步于罗马圆形竞技场等历史空间的体验。投资应始终以观众需求为导向，而非为了技术而技术。最成功的数字举措是那些能够扩展藏品影响力、提升可及性或加深理解，同时支持而非取代实体体验的举措。

图8：伦敦市政厅美术馆馆藏作品

城市之魂：跨文化对话与个人情感

张鸿宾： 如果未来有机会与中国的美术馆或文化机构合作，您认为市政厅美术馆的经验能为中英文化交流带来怎样的独特贡献？

斯科特： 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因为伦敦和中国的主要城市都是历史与快速城市变迁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共存的地方。尽管两者历史非常不同，但都面临着关于身份、遗产、城市再生以及传统与现代关系等共同问题。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许多博物馆如何在对文化遗产保持深切尊重的同时，又自信地拥抱当代建筑、科技和艺术实践。我非常欢迎有机会探讨共同主题，例如全球城市的演变、记忆、手工艺，以及人与地方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文化交流最有意义的时候，是超越单纯的藏品分享，创造出新的对话机会和相互学习的空间。

张鸿宾： 作为长期在伦敦工作的文化机构领导者，您个人与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情感连接？这种个人感受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您的工作方向与机构愿景？

斯科特： 伦敦已处于我职业生涯的中心近二十年，但我与这座城市的联系远远超出职业范畴。我在伦敦出生并长大，像许多终身伦敦人一样，我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既充满深厚情感，也保持着诚实——它令人无限启发，但也充满挑战、复杂性和矛盾。这种平衡让我能够在颂扬伦敦非凡的创造力、多样性和历史的同时，也能正视它的不平等、紧张关系和持续不断的转变。画廊的角色不仅仅是歌颂一座城市，更是要真实地呈现它的全部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一直努力将伦敦呈现为一个鲜活的城市，而非一个固定的历史主题——它的故事仍在不断书写。如果人们离开画廊时，对伦敦怀有比到来时更强烈的好奇心、理解和欣赏，那么我觉得自己就成功了。

图9：伦敦市政厅美术馆馆藏作品

（张鸿宾）

责任编辑：kj005

文章投诉热线:157 3889 8464  投诉邮箱:7983347 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