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时期也是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的关键时期。湘西州地处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武陵山区，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其“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与“土司制度残余—军阀割据—中央渗透”的政治演变，使其在抗战中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面相。既因地理屏障成为西南大后方的“前沿门户”，又因交通枢纽承担着兵员补充、物资转运的战略职能；既经历地方武装从反剥削压迫到保家卫国的转型，又见证各族民众从地域抗争到国家认同的觉醒。

一、湘西州抗战的历史背景与战略地位

抗战时期的湘西州并非孤立的后方腹地，而是兼具地理屏障与战略枢纽的双重属性。其多民族聚居、土司残余与军阀割据交织的历史背景的复杂性，与连接华中与西南的交通咽喉区位优势的特殊性，共同塑造其在抗战全局中的关键地位。

（一）抗战初期的湘西社会形态

湘西州作为湘鄂川黔四省交界武陵山区核心区域，其“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分布格局与土司制度残余的长期影响共同构成近代社会结构的复杂底色。境内聚居土家、苗、白、侗等主体少数民族及回、瑶、布依等20余个民族，语言习俗差异显著，清代“改土归流”前长期实行的“蛮不出境，汉不入境”封闭政策，虽随土司制度终结而瓦解，但其残余仍深刻渗透于地方治理体系。1919年后，因地缘战略位置成为川黔湘桂军阀争夺焦点，1922年凤凰籍将领陈渠珍任湘西十县巡防军统领期间，效仿山西地方自治模式推行“保境息民”政策，通过奖励农耕、兴办实业、发展教育、整训武装等措施试图振兴地方，却未能根本改变农耕经济主导与武装割据并存的局面。至1930年前，土司制度残余与近代军阀政治的交织叠加，使湘西呈现出传统治理惯性与近代化尝试相互博弈的独特社会形态。

“九一八”事变后至抗战胜利，湘西政治局势在民族危机与中央政权渗透的双重作用下经历从地方割据到国民政府逐步掌控的深刻演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发湘西各族民众抗日热情，游行示威与抵制日货活动浪潮迭起，而湖南省主席何键则借1935年追剿红二、六军团之机，对陈渠珍部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4师实施改编，开启中央势力渗透湘西的序幕。1936年以“废屯升科”为核心的革屯运动后发展为“革屯抗日运动”因何键处置失当演变为武装斗争，国民政府趁机分化地方势力，于同年9月将陈渠珍调往长沙，初步打破湘西割据格局。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治中接任湖南省主席，设立沅陵行署并任命陈渠珍为主任，陈渠珍通过收编游杂武装、清剿土匪、整编革屯抗日军稳定社会秩序，客观上为抗战准备创造条件。1939年薛岳接任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后，将湘西地方武装改编为抗日部队开赴前线，通过人事调整替换20余县官吏，至1940年基本完成对湘西军政大权的收编；陈渠珍因势力被架空，被迫辞拒新六军军长职务赴重庆南川接受蒋介石的软禁，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始返湘西。

（二）战时特殊区位优势的形成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湘西州在阻滞日军西进、拱卫西南大后方的防御体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其东接湘中平原、西连川黔、南瞰桂柳、北通鄂西的枢纽区位，使日军“速战速决”计划破产后试图迂回西南威胁重庆的战略企图严重受挫，复杂山地地形有效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推进及补给线延伸。湘西境内芷江等地因地势险要被选定为中美空军重要基地，芷江机场承担起轰炸日军交通线、支援正面战场的战略任务，直接威胁日军在华中、华南的占领区安全。作为扼守川黔门户的“咽喉”，湘西的稳固防御不仅屏障陪都重庆的安全，更以地理空间优势延长日军战略进攻的周期，为全国抗战转入反攻阶段赢得宝贵时间。

湘川公路贯通后，湘西枢纽职能的形成对支撑西南大后方战略格局发挥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该公路（今319国道部分路段）承担起政令传达、物资运输、军队调动及难民转移的关键职能，尤其在1938年武汉、广州沦陷后，成为华中华北地区机关、学校、难民南下西迁的生命线。湘西州因地势险要、相对安全且靠近陪都的区位优势，成为内迁单位的重要安置地，部分华东学校在此延续办学火种；这种以交通动脉为核心的枢纽功能，不仅实现抗战资源的高效调配，更以地理空间优势强化湘西作为“西南门户”的战略地位，为持久抗战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与战略缓冲。

豫湘桂战役后，随着湖南中北部及广西大片国土沦陷，湘西州成为阻遏日军深入西南、屏障重庆大后方的最后一道战略防线。当时若湘西失守，日军可直趋贵阳威胁重庆，这种严峻态势使湘西迅速成为中日双方必争的战略支点，1945年“湘西会战”的爆发正是这一战略博弈的直接体现。中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不仅彻底粉碎日军西犯大西南的最后企图，更以正面战场的重大战果成为抗战从战略相持阶段转入全面反攻的标志性战役，湘西“西南最后屏障”的历史地位由此在战火中确立。

二、从地域抗争到国家认同的民族觉醒路径

民族觉醒是抗战胜利的精神内核。湘西州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其民族觉醒既依托于“守土御侮”的历史传统，又得益于本土精英层的主动引领与中共党组织的动员整合。这一从地域抗争到国家认同的觉醒过程，不仅凝聚湘西州各族民众的抗战力量，更折射出中华民族意识在抗战时期的深化。

（一）近代湘西抗敌御侮的爱国主义传统

明代倭寇侵扰江浙，永顺土司彭翼南于1555年率兵5000与保靖土司彭荩臣部共赴江浙抗倭，王江泾之战大败倭寇，获“东南战功第一”褒奖。鸦片战争时期，凤凰籍将领郑国鸿与葛云飞、王锡朋共守定海，称“定海三总兵”；1841年英军再犯，三总兵与守军誓死血战至全灭。清末中法战争，吉首籍将领杨岳斌督办福建军务，招募“乾军”援台，战后获“护台首功”，台民众建“昭忠庙”纪念。吉首籍晚清将领罗荣光驻守大沽炮台30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罗荣光率3000清军抵抗，终因弹药库炸、援军未至、炮台失守以身殉国。这些壮举共同彰显湘西民众“守土有责、御侮有节”的民族气节。即便地处西南偏远山区、长期受中央政权间接管辖，湘西各族儿女仍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与领土完整。

（二）中共湘西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成为推动湘西抗战的核心力量

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全面领导溆浦、沅陵、凤凰等10县党的组织建设与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9月《国共合作宣言》发表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湖南省委于1938年10月派聂洪钧在长沙八路军通讯处主持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简称湘西工委）。早在湘西工委成立前，中共凤凰县委已在省工委直接领导下建立；1939年3月至7月，重组后的中共凤凰县工委发展党员29名，同期泸溪县工委辖4个支部、党员22名，乾城县工委辖4个支部，保靖县委辖3个支部，1940年2月永绥县委建立时亦有党员18名。湘西工委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通过系统化的组织发展，共建立5个县委、2个县工委、4个直属支部及47个基层支部，党员人数最多时430余人，组织网络覆盖凤凰、永绥、泸溪等核心县域，以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凝聚湘西抗日力量、引领敌后抗战宣传引导的坚强领导核心。

湘西工委在领导湘西抗战中，创造性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与多样化宣传手段，成功凝聚各族群众抗日共识，构建起全区域、多层次的抗日动员体系。湘西工委通过秦光远积极促成与陈渠珍的合作，湘西工委书记梁春阳协调推动陈渠珍出资组建“湘西绥靖公署抗敌流动演剧队”，并吸纳中共党员李谊之等进步人士参与陈渠珍兼任团长的抗日宣传团，在开放党禁政策下开办书店、发售抗日书报，使湘西抗战舆论环境焕然一新。文艺宣传层面，演剧队巡回排演《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等通俗剧目，凤凰、永绥等地党组织发动师生组建演剧队开展街头表演，以艺术感染力唤醒民众斗志；舆论动员方面，创办《大众呼声》《反侵略》等刊物，开设垦荒书店、战时书店传播进步思想，通过演讲座谈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行径；民族工作中设立苗民部，委托中共党员周立波撰写《湘西纪行》指导苗族工作，结合民族习俗开展针对性动员。此外，湘西工委还通过“红五月火炬游行”（凤凰，1938年5月）、“七七事变三周年义卖”（永绥，1940年7月）等仪式化活动强化抗战宣传，即便在未建立党组织的龙山，共产党员向生圭亦通过创办《夹把沙刀报》、教唱抗日歌曲播撒革命火种。这些植根群众、形式鲜活的宣传实践，不仅打破湘西封闭的社会生态，更以思想启蒙与情感共鸣的双重作用，将党的抗日主张转化为各族群众的自觉行动。

（三）外敌入侵与民族危机下本土精英层的率先觉醒

湘西地方实力派代表陈渠珍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潮流中主导的抗战动员对凝聚湘西军民共识、整合地方力量发挥关键推动作用。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周逸群曾与陈渠珍建立统战关系，使其保持局部停战中立立场，并通过覃辅臣与红军保持联系；1936年冬，陈渠珍派秦光远北上延安，向贺龙及凤凰籍朱早观请教时局对策，为后续合作埋下历史伏笔。全面抗战爆发后，贺龙嘱托秦光远返湘劝说陈渠珍“与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必要时将部队打出湘西”，八路军驻长沙通讯处徐特立则通过沈从文以同乡情谊开展统战工作；1938年春，沈从文途经沅陵向陈渠珍及湘西各界头面人物发表演讲，深刻阐释“国共团结抗战”的战略意义，坚定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决心。此后，陈渠珍以沅陵行署主任身份全面推进抗战动员。1938年4月发表“湘西民众团结一致奋起抗战”长篇演讲，系统阐释湘西在全国抗战中的战略地位；8月发布《告湘西民众书》，提出“遵守纪律、踊跃应征兵役、增加生产、强化抗敌”四项主张，号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援前线；同时通过收编游杂武装、清剿土匪等举措稳定社会秩序，为兵员征集与物资转运创造有利条件，有效提升湘西民众的抗战参与热情。

以沈从文、石启贵为代表的湘西知识分子群体通过理论倡导与实践推动，成为唤醒民众爱国意识、凝聚抗日民族力量的重要思想引领者。沈从文于1938年撰写《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以“救国不分官民、不论大小”的呐喊唤醒地方自觉，深刻阐释“湘西百姓血液中本有不屈之气，团结抗日方为正途”的民族精神，在揭示湘西战略区位重要性的同时，批判“啸聚为匪”的短视行为，其作品以文学力量在知识界与军政界产生广泛感召力。吉首籍学者石启贵则于1938年6月深入湘西视察抗战宣传，立足民族地区实际拟制《苗区宣传要旨》，既号召各族同胞“积极应征入伍，参军参战”，又倡导以政府为主导推进社会经济文化改革，通过“先行教化”理念普及抗战知识、调解民族矛盾，为兵员征集与训练扫清思想障碍。知识分子们将个人学识转化为动员群众的现实力量，不仅强化湘西民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更以思想共识凝聚起多民族共同抗日的精神纽带，为湘西抗战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屯田制”引发的“革屯运动”，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实现从反剥削压迫到抗日救国的历史转向，成为湘西地方武装与国家抗战力量深度整合的典型范例。这场源于永绥县（今花垣）民众“抗缴屯租”的武装斗争，在吴恒良、隆子雍等倡导下升级为“废屯归民、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凝聚土家、苗、汉各族群众的抗日共识；国民政府为稳定后方、扩充战力，与革屯军达成“收编抗日”的政治妥协，1938年1月湖南省政府与有屯七县代表签署“六条办法”，正式废除延续140余年的“屯田制”，以“就租升科”实现封建剥削制度的历史性终结。同年3月，陈渠珍受张治中委托完成革屯军整编，凤凰革屯军编为湖南新编第1旅旅长龙云飞、副旅长杨光耀，永绥革屯军编为湖南新编第1团吴恒良、隆子雍任正副团长，改编部队经永顺、泸溪整训后驻防芷江前线，正式融入全国抗战军事体系。这一转型过程实现地方武装从阶级抗争到保家卫国的使命升华，标志着湘西地方势力从区域割据到国家认同的政治成熟，为全民族抗战注入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鲜活力量。

三、湘西州军民在抗战中的历史贡献

抗战胜利是前方浴血与后方支前的共同结果。湘西州军民以“前线暨后方”的担当，在战场拼杀与后勤保障中展现多维度的历史贡献。既有军队在华北、华中、滇缅等多线战场的殊死搏斗，又有民众在兵员征集、交通建设、物资支援中的无私付出。这种“军民一体”的贡献模式，是湘西州抗战史的鲜明特征。

（一）抗日战场湘西籍军队的浴血奋战

八路军120师遵照中共中央战略部署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以湘西子弟为主体的红二方面军、陕北红军第27、28军及独立第1、2师于1937年8月25日，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合编为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1937年10月雁门关首战告捷，一举切断日军运输线，打响八路军在晋西北的抗日第一枪；1938年2月至4月，师主力粉碎日军对晋西北的首次大规模围攻，收复宁武、神池等7座县城，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根基。同年8月，358旅715团与地方武装组建大青山支队，向绥远敌后挺进开辟游击根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形成战略呼应，共同构建起拱卫陕甘宁边区的北方屏障；12月，贺龙、关向应率主力东进冀中，与八路军第3纵队协同作战，连续粉碎日军三次围攻，使冀中抗日根据地在残酷斗争中得以巩固。1944年11月，359旅主力组成南下支队，在司令员王震率领下从延安出征，千里跃进湘粤边开辟新根据地，成为战略反攻阶段插入敌后的锐利尖刀；1945年8月，358旅、独立第1旅等部组成晋绥野战军，全面投入对日反攻作战，解放晋绥大片国土。

国民革命军第128师，在浙江嘉善地区展开气壮山河的抗日阻击战。湘西地方部队新编第34师于1937年10月改编成第128师，在凤凰籍师长顾家齐、副师长戴季韬率领下，以苗、土家、回、汉各民族子弟为主力的7000余名官兵，于同年11月奉命从宁波海防前线紧急驰援嘉善，面对日军第6、8师团从全公亭、金山卫登陆后的西犯攻势，在嘉善枫泾镇、南星桥、火车站一带构筑防线，凭借湘西少数民族士兵擅长夜战、近战、白刃战的传统优势，与配备飞机、大炮、坦克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多次击退敌轮番进攻。战斗后期，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实施总攻，造成南星桥阵地腹背受敌且退路被断，顾家齐果断组织警卫连、工兵连及师部军官队增援右翼，在惨烈肉搏中稳住防线，直至黄昏奉命撤离。此次历时7昼夜的血战，共击毙日寇500余人，全师伤亡官兵2800余人、损失枪支800余支，以巨大牺牲迟滞日军进攻锋芒，荣获第10集团军总司令部4万银元嘉奖，1938年补充兵员后又相继投入九江、牯塘等战役。作为湘西地方武装转型为正规抗日力量的典型代表，128师官兵以血肉之躯践行“守土卫国”的誓言，其展现的民族团结精神与顽强战斗意志，成为全民族抗战中地方部队协同御侮的生动缩影。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5师，于1943年常德会战的石门阻击战中诠释“宁为玉碎”的民族气节。第九战区司令薛岳于1939年6月在湖南桃源将凤凰、乾城地方武装与永绥苗民革屯军改编的湖南陆军新编第1团等部合编为暂五师。首任师长戴季韬率部组建初期，原128师官兵多编入凤凰籍团长吴光烈、沈岳荃分别统领的3团、4团。1940年10月至1941年9月江北游击战中，4团副团长陈运武率4、8两连夜袭沙市郊区歼敌150余人；1941年“襄西攻势”中3团攻克万城等日军据点歼敌200余人、4团缴获枪械500余支；同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强渡湘江固守北门、追击毁敌车辆，展现出山地作战的顽强战力。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期间，暂5师奉命死守石门阻敌，面对日军第3、13师团的疯狂进攻，在红土坡阵地遭毒气袭击全员殉国的危急时刻，代理师长彭士量率部展开惨烈巷战，最终完成掩护73军撤退的战略任务后壮烈牺牲。此战全师8000余名将士仅副师长吴恒良重伤昏迷及13团侥幸突围，以几乎全灭的代价为常德布防争取宝贵的10天时间，其“寸土不让、战死方休”的铁血抗争，不仅彰显湘西儿女抵御外侮的忠勇品格，更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地方部队为国捐躯的悲壮篇章。

国民革命军暂编第6师，在正面战场书写少数民族部队的抗日传奇。国民革命军暂编第6师于1939年6月在湖南桃源组建的，由湖南新编第1旅、保安团及第128师伤愈官兵合编而成，该师在成立之初即投入第一次长沙会战，负责株洲渌口铁路线侧翼掩护，虽未直接参战却因官兵吃苦耐劳获苏联顾问特别嘉奖；1940年赵季平（原128师参谋长）接任师长后，相继投身第二、三次长沙会战及赣东、鄂西、常德、衡阳等战役，甚至远征滇缅御敌，凭借屡建奇功的战场表现，迫使国民党当局将带有歧视性的代号“巴山”改为“奇克”。尽管1944年底因战损和派系倾轧在武冈整编中被缩编为一个团，湘西官兵仍在1945年湘西会战洞口战役中协同友军击溃日军第116师团，为会战胜利奠定关键基础，战后番号撤销并入第134师。

国民革命军第73军，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逐步成长为抵御外侮的重要力量。该军于1937年8月在湖南编成，1940年5月整编为辖第15、第77、暂编第5师的作战序列。1943年3月永顺籍将领汪之斌接任军长后，因5月失守湖南南县、安乡及日军制造“厂窖惨案”被革职；此后相继参与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1945年1月改辖第15、第77、第193师。在决定抗战走向的“湘西会战”中，73军承担关键的蓝田阻击战任务，以灵活机动的战术狙击日军第47师团近一个月，成功将其阻滞于黑田铺、月光山、洋溪等次要区域，使其始终无法达成支援第日军116师团的作战目标，最终以顽强防御为“湘西会战”全局胜利奠定基础。

龙山营，在滇缅会战中全员壮烈殉国。1936年龙山县保安团620余名本县籍官兵编成湖南保安1旅2团2营，1937年9月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8军第98师，11月转隶第79军第76师，1938年冬归入第2军序列，先后投身淞沪会战、粤北大捷、昆仑关战役、宜昌保卫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1942年9月作为中国远征军第二梯队驻防云南怒江营盘街，1944年5月滇缅会战爆发后，在平戛蚂蚁堆战斗中与日军血战、260余名官兵殉国，同年11月桐果园决战中面对日军第2师团的疯狂进攻，全营将士除1人负伤离队外全部战死沙场。该营全员殉国的悲壮结局不仅彰显湘西儿女的刚烈风骨，更成为中国远征军滇缅抗战中“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生动写照。

（二）湘西民众在后方的支前行动与后勤保障

湘西各族青年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为感召，展现出深植血脉的爱国情怀与家国担当。1931年多名湘西籍青年即在长沙参加抗日“铁血救国团”，后随十九路军开赴淞沪战场抵御日军；1938年泸溪、慈利、龙山等县遭日军轰炸后，龙山县8名土家族青年“激于爱国热忱”自动请缨上前线，1939年大庸县招募抗日志愿兵时各族青年踊跃报名，短期内组建两营兵力分赴沅陵、益阳参战，其中第二营编入第87军43师野战补充团参加昆仑关战役，同年大庸、乾城、保靖三县即有3545名青年应征入伍；1945年1月大庸县130余名青年编入青年远征军205师，永绥县130余名知识青年志愿参军。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湘西儿女不仅以群体力量铸就血肉长城，更涌现出龙山知识青年夏次叔在徐州会战中殊死抵抗壮烈殉国、吉首籍画家张一尊弃笔从戎奔赴前线等感人事迹。湘西各族青年跨越地域、阶层的参军热潮，既彰显中华民族危难时刻的团结伟力，也以细微的历史细节印证抗日战争是全民族共同谱写的英雄史诗。

随着沦陷区大批机关、学校、团体及难民西迁移，湘西州不仅成为内迁同胞的避难所，更以兼容并蓄的胸怀成为中华民族积蓄复兴力量的重要基地。1938年11月湖南省政府迁驻沅陵，湖南省行政干部学校、常德中学等率先迁入泸溪，此后内迁规模持续扩大，高峰期仅泸溪县就安置机关数十家、人员逾万，部分城镇人口从数千人激增至20余万；江苏省失学失业青年工读服务团、安徽省立高级农业学校、湖南大学、民国大学、上海商学院等高等院校及国立安徽中学（后称“国立八中”）等近50所中等学校相继迁驻，其中国立八中6000余名师生分布于永绥、乾城、保靖等地，形成1.2万余人的中等教育规模。正如朱镕基2001年4月考察湘西时回忆：“1944年我从新化考入国立八中，在永绥就读两年时间。”当时正值抗战虽然艰苦，但以朱镕基为代表的“国立八中”学子始终以国恨家仇作动力，从没忘记读书报国，该校高二部毕业的1000余名学生中，300余人后来成长为专家级栋梁之才。这场空前规模的内迁运动，既为湘西带来先进的教育资源与人才活力，更在民族危亡时刻实现文化火种的战略保存，其培养的大批人才后续为全国解放与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生动印证了湘西在抗战时期既是庇护同胞的“诺亚方舟”，更是培育民族复兴力量的“人才摇篮”。

湘西州民众以血肉之躯构筑起贯通陆水空的战时交通网络，展现中华民族共赴国难的集体意志与民族担当。1936年初动工修建的湘川公路（今319国道部分路段）是连接重庆的唯一陆上通道，湘西民众以伤亡6000余人的代价抢通矮寨天险、架设能滩吊桥等，历时一年于1937年1月通车；1943至1946年间又整修永顺435华里、保靖180华里、龙山546华里、古丈250华里县乡道路，形成贯通区域的陆路交通网。武汉失守后，湘西民众通过疏滩治河保障沅水、酉水航运畅通，使两条黄金水道成为输送战略物资和人员的生命线；为强化空中打击力量，动员数千民工兴建泸溪县浦市皂角坪机场，凤凰县4000余人参与修建芷江机场，永绥县数百人支援溆浦机场建设，龙山民众协助修筑来凤机场，构建起立体交通体系。这些用民众血肉之躯筑就的交通干线，不仅保障抗战军需民用的运输畅通，更在战略层面将湘西纳入全国抗战的整体布局。

湘西民众积极响应号召，展现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强大凝聚力与奉献精神。战时献金运动在湘西州经历了从民众自发零散献金到国民政府规范化组织的发展历程，初期以个体自愿捐赠为主要形式，随着相关法规完善逐步形成有组织、规模化的支援体系；运动涵盖现金捐献、物资募集和献机运动三大类型，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民众通过勤耕苦织积累资金、捐银献粮支援前线，不仅为抗战提供重要的资金与物质支持，更极大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杀敌士气。这场全民参与的经济动员，既体现湘西民众与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坚定决心，也以实际行动诠释“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深刻哲理。（湘西党史研究室  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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