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盛夏，闷热笼罩深圳龙华，我们来到这里，探寻当下零工群体的生存状况。提到龙华，人们首先会联想到“三和大神”群体，这个标签似乎成为零工的一种代表。随着政府对劳务市场的改造，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

6月30日下午，我们首先走访的是原三和人才市场。下了车，就看到过去挂着“三和人力资源”招牌的大楼，已经改名为“奋斗者广场”。过去的三和，最鲜明的特点是临时劳动力的聚集地，大量外来务工者聚集在街头，等待招工信息，被中介送往深圳以及珠三角各地的工厂。

如今，奋斗者广场建筑立面焕然一新，社区服务、商业配套更加完善。曾经聚集在这里等待日结工作的零工已经散去，劳动力市场也随着城市更新和就业服务体系调整发生了变化。取而代之的是连锁咖啡店，无人机外卖柜，社区服务中心，更多人来到这里消费、休闲和享受社区服务。

从奋斗者广场离开后，我们到了近1.5公里之外的龙华汽车站，在2020年三和改造后，这里成为新的零工聚集地。与过去的三和类似，汽车站广场上永远挤满了想要找工作的人，招工的中介总在嗓子喊“日结160一天”“靓仔进厂吗？”空处蹲着一排等活的零工，有人叼着烟刷手机，有人就随意地躺在地上打盹。小摊贩推着车叫卖，8元盒饭，15元床位……

今年3月，龙华汽车站正式停运。伴随客运功能共同关闭的，还有这里的劳务中介。过去那些零工躺过的地方种上了绿植，围上了低矮的围栏。

三和与龙华汽车站看上去杂乱，甚至长期被贴上“低端”的标签，但对于许多缺乏学历、技能与社会资源的打工者而言，这是他们进入城市、维持生计的唯一入口。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更新和劳动力市场变化，这种依赖街头聚集的传统零工模式，也逐渐走向转型。

在龙华汽车站关闭后，政府为承接旧劳务市场的功能，又建立了官方的龙华人才园零工市场，于今年4月底正式启用。

新零工市场尝试将原本分散的街头招工引入更加规范的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结合、职业培训等方式，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新的求职渠道。

同时，配套开通的龙华、清湖地铁站直达龙华人才园的免费班车——始发站位于龙华核心商区，距离三和、龙华汽车站旧劳务市场距离不远，工作日期间每小时一班车。

为了了解新零工市场的招工情况，7月1日下午，我们来到清湖地铁站，搭上了这趟免费班车。行驶近40分钟后，到达人才园。步入园区内部，场地由政府运营管控，管理制度规范，有多栋不同功能的大楼分布。这里也入驻多家劳务中介公司，以及政府的公益培训工作室，提供技能培训。

零工市场是一间专属的开阔室内空间，走进去发现，大厅里配备空调，整体环境干净整洁，零工市场内工作人员介绍，市场设有专属公众号和小程序，可以线上求职，线下每周六也会固定举办零工专场招聘会。

对比旧劳务市场里闲散人员扎堆、脏乱无序的景象，新零工市场的环境有极大改善。与过去街头零工市场的人流相比，目前前来现场求职的人数仍然有限，更多求职者开始通过线上渠道或直接与劳务公司联系。

劳务市场不断迁移、改造，城市面貌不断更新，但对于依赖零工生活的人来说，他们面对的始终是同一个问题——下一份工作在哪里，下一站又会去向哪里。

随着就业形态不断变化，零工已经不再只是少数人的选择，而成为越来越多人应对职业转换和生活压力的一种过渡方式。我们采访了几位打工者，他们中，有的因为市场的改造，有人离开了龙华，与过去的“大神”生活告别，开始稳定；有人仍留在龙华汽车站，住在床位或网吧，靠“游戏打金”生存；还有人是过去的白领，因失业而来到龙华，为了生存，找到中介进工厂做临时工。

尽管年龄、学历、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曾把零工作为进入城市、渡过困境或维持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也折射出不同劳动者面对时代变化作出的不同选择。

离开的阿强：被推着走向稳定（马崇舜）

阿强36岁，他两鬓发白，皱纹不少，看着比实际年龄大很多，温和爱笑。距离他第一次来到深圳已整整过去十年。如今，他扎根珠海稳定工作三年，偶尔回深圳一趟，我们才得以了解他的故事。

阿强是山西运城人，2016 年夏天，他为追求喜欢的女孩，冲动辞掉北京电子厂的稳定工作，南下深圳。他幻想凭借大专学历进入互联网公司，却屡屡碰壁。

那年9月底，身无分文饿了两天的阿强听人说，三和可找工作，便前去碰运气。把身份证交给中介后。他们一车人被送往前海保税区做物流分拣。

这是他的第一份日结，连续站岗九小时后赚了110元。他回到三和，除了吃饭和开旅馆，剩下的钱全部充进网吧，在游戏里暂时逃避现实窘迫。彼时的三和街巷遍布廉价床位、餐馆与网吧，形成完整零工生存生态，没钱便能凑活落脚，无数走投无路的务工者在此等候中介招工。阿强在这里一待就是四年。

离开纯日结岗位后，阿强辗转多家工厂做临时工，即便工厂邀请他转为正式工缴纳社保，他不愿意，因为更看重即时现金收入。

那些年，阿强跟着三和的中介跑遍了珠三角各地。2020年疫情来到，也推动了三和的全面改造，曾经拥挤扎堆等活的空地改为商铺，日结岗位大幅减少，找活需要提前抢单。不少常年依靠三和谋生的人难以适应，奔赴周边城市。

过去，阿强深陷三和的舒适圈，明知日复一日打零工没有长远出路，却难以跳出。三和改造是阿强人生重要的转折点。这打破了他的心理寄托，迫使他主动跳出泥潭，寻求稳定生活。他开始扎根珠海，长久漂泊的生活状态彻底扭转。

从前在三和，他整日随大流闲逛、上网消磨时间，长期打零工，收入时有时无，养成超前消费、透支借贷的习惯，工资到手便肆意挥霍。如今，他固定进厂做长期临时工，每月稳定存下三千元，积蓄交由母亲保管，克制消费，生活有了规划。

他的生活习惯与精神状态也发生巨大改变。如今坚持读书健身、自学英语，借助翻译软件和外国友人交流，主动提升自我。

回望十年，他从前一心玩乐、做事冲动，如今满心向往安稳，开始规划成家存钱。如今他无任何贷款债务，懂得平衡当下收入与长远生活，彻底摆脱了三和散工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生存状态。

像阿强一样的千万务工者，在城市更新与劳动力市场的起伏中不断调整生存选择，在临时漂泊与长久安稳之间，摸索属于普通人的生存平衡。

三和改造后，仍有一部分人留守龙华汽车站，早已习惯这里的社交圈与环境，不愿重新适应陌生求职渠道。房租上涨、工作变少加剧底层生存压力，却也倒逼打工人主动寻找新出路。

留下的阿乐：仍在等待下一份零工（赵秋涵）

36岁的阿乐没有工作，每天干的事情就是在游戏里“打金”：刷道具、打金币、打装备材料，再把这些道具卖给氪金玩家换钱。这样的生活，他过了有十一年了。

2015年初，阿乐刚到三和，被别人带着打游戏，发现打金能赚钱，好的时候一天能打两三百块钱，比进厂做日结还赚得多。此后，他的生活就在网吧和工厂之间来回摆荡。

每当他没钱了，就去找个工头报名，借支两百块钱，再进厂干一个半月。电子厂、包装厂、组装厂他都干过，工期一般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干完就拿钱走人。

他也做日结，这些年来，平均日结工资从130元涨到了170元，吃饭却也从8元涨到12元，住宿从15元涨到了25元。

阿乐说，他遇到的工头拖欠工资情况比较少。当遇到这种情况，有时会有一种办法，没拿到工资的工友就坐在工头办公室或者去劳动局，用许多办法把工资要回来。

进厂做临时工是没有社保的，因此阿乐说他很害怕生病。“去医院挂个号就要三五十，随便开点药就要四五百，怎么搞？”他说，遇到小病就熬着，扛不过的小感冒就去药店买点药，严重的病还没遇到过。

三和改造后，阿乐住到了龙华汽车站附近。有时候他住床位，有时候睡网吧。提到政府的改造，阿乐认为，改造让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

阿乐是湖北人，父母在惠州的制衣厂里打工，他的哥哥在外地打工，一个月能挣八千到一万。提到家人，他脸上多了一丝愧疚。他说了一句很现实的话：“我没结婚，但我哥结婚已经有后代了，家里也没对我有什么指望，我爸妈就一个要求，能养活我自己就行。”

在龙华的十一年，阿乐不敢交朋友，他说，这里一些人沉迷赌博，一旦和他们交流，就很容易被拉进去；还有人问他借钱，一旦借了出去，钱就要不回来了，那些人会推脱说自己没钱，“他们也确实是没钱”。

问他未来有什么打算，为什么不离开龙华，为什么无法摆脱现在的生活。他说，没有积蓄就没有试错成本，那些正规长期工作过程太冗长，他经不起消耗。他早已习惯了三和那套“游戏规则”。换一个地方意味着高昂的适应成本。更重要的是，他会刻意让自己放空，不想未来，因为想得越多越烦恼，他只想走一步算一步，活在当下。他对外界几乎不抱希望，他不是不想离开，而是不知道能去哪。

据阿乐说，他现在的游戏账户里还存着700块钱，可以随时提现。但他也苦笑着表示，打金越来越不好做了。“端游不景气，三四年没出新游戏了。我年级也大了，打金要么熬得住，一天十二三个小时打，要么就是有技术，我这两样都不沾，现在处境很难。”

采访完阿乐，我们到了别，他晃悠着向网吧走去，继续他的打金工作。过几天可能又要进厂了。

后来的阿敏：从办公室走进流水线（王奕格）

今年2月底离开工厂后，阿敏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她的手机里还留着一个相册，记录了两次进厂的经历：驻厂证、工资条、工作台、堆在车间里的纸箱，还有过年时产品经理发在群里的红包。

第一次进厂时，她还会拍下产品和出货单，想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第二次进去后，她已经没有这种好奇了。“到后面就麻木了，只想着今天能挣多少钱。”阿敏说。

她2017年大学毕业，学的是外语。毕业第二年，她来到深圳，从事电商内容运营工作。那时她每天写文章、运营账号，也觉得自己会一直在办公室里工作。但在2019年底，她因为脚伤而辞职，紧接着又遇上疫情，她休息了很长时间。

疫情期间，她去广州生活了大半年。为了生存，她又回到深圳找工作，但始终不顺利。此后几年，她做过各种兼职，在服装店导购、酒店后厨帮工、医疗设备志愿者等等。也与人一起创业，跑展会、找供应商。

当下就业环境形势严峻，处于30岁以上的女性更加感受到年龄的危机。32岁的阿敏，正处于这种时刻，她始终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全职工作。钱快不够用的时候，工厂成了她最容易抓住的机会。

为了找工作，阿敏找到了三和人力中介。第一次，中介只告诉她，岗位要求是“认识26个英文字母”。真正进去后，她才知道，自己要负责制作产品出货报告。这份工作看上去像文员，实际上更像坐在电脑前的流水线工人。阿敏需要把不同产品的数据、英文报告和质量文件按照固定顺序整理，再通过系统发送给客户。

办公室里没有人真正向她们解释，那些英文缩写和数据分别意味着什么。大家只需要记住哪个文件放在哪里，哪一步不能出错。一旦报告晚发或填错，客户就会投诉，责任也会落到制作报告的临时工身上。阿敏做了三个月。因为工作速度慢、工作量太大，她和上级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被认为“不适合这份工作”。

第二次进厂是在今年春节前。那时阿敏缺钱，也不想继续等待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的面试机会。这一次，她被安排到车间，给路由器外壳的四个角贴硅胶脚垫。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半下班，按11个工时计算，时薪23元，一天253元。熟练的女工一天能完成20箱，阿敏做10箱已经接近极限。

2月底，工厂产量下降，临时工开始陆续离开。阿敏也结束了第二次进厂。她后来发现，工厂最让人害怕的，不只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是它会一点点缩短人看待生活的尺度。

许多人抱着和阿敏一样的想法进厂——趁工价高的时候多熬一段时间，把钱拿到手就离开。至于以后能做什么，等出了厂再想。但真正离开以后，阿敏才发现，人很难立刻从流水线的状态里抽离出来。机械重复的劳动虽然不需要太多思考，却持续消耗着体力和精神。

每次做完一个月，她至少要用半个月缓过来。等身体终于恢复，工资也在房租、吃饭和日常开销中所剩无几。还没来得及认真找工作，下一次交房租的日子又到了。

于是生活逐渐变成一个封闭的循环：没钱了就进厂，累得受不了就离开，休息一段时间后，生活成本又把人推回去。对一些很早便离开学校、长期在工厂间流动的人来说，从老家十几元的时薪来到深圳二十多元的工价，已经是最直接、也最容易抓住的机会。高工价让他们暂时挣到更多钱，却没有留下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想更远的事情。

“它会把人变得越来越短视。”这是阿敏对自己那段经历的总结，“你不是不想以后，而是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以后。”

现在，她仍然留在深圳。父母希望她回老家，考公、结婚，过一种更稳定的生活，但阿敏不想回去。她也不想再靠一份又一份的零工维持生活。谈到下一步，她没有说具体想做什么，只反复强调同一件事。

“我还是想找一份全职工作。”说完，她低头翻动手机里的相册。屏幕上，车间灯光昏暗，纸箱堆在工作台旁。那是她两次走进工厂的证明，也是她暂时不想再回去的地方。

作者：王奕格、赵秋涵、马崇舜

（文章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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